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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貨幣美元、歐元和日元的大幅貶值，給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造成本幣升值，不僅在匯率上對其有很大影響，在對內成本上升上也給其帶來了很大壓力。
對于熬過了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中國外貿企業而言，這無疑是“爬過一座山，又遇到一個彎”。
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拉閘放水，保全了自己，禍害了誰？
在今年的G20莫斯科會議上，G20的央行行長、財長在共同聲明里稱貨幣政策應該以國內價格穩定和經濟復蘇為目標，并盡量減小對其他國家的負面溢出的效應。
然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全國“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提到：“盡管財長和央行行長指出這些問題，但我知道這些問題并不是馬上能夠解決的。”
“以鄰為壑”的“大放水”
美歐日先后啟動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目的是通過本國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創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
這種做法被批評為“以鄰為壑”。“量化寬松這招，只有發達國家使得出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原部長張小濟對國際商報記者說，“發展中國家誰敢發鈔票買國債，這樣做了還怎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啊？發達國家這種做法與他們的教科書是背道而馳的。”
張小濟對世界上主要發達經濟體對貨幣“開閘放水”很不滿：“怎么能這樣放水啊？”
以美國為例，自打開印鈔機印秒票，2008年-2011年鑄幣稅就達3000億美元。
這三四年間，由于美國的量化寬松，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中國外貿企業出口價格優勢被大幅削減，而進口大宗商品原材料、采購成本高得出奇。
以鐵礦石為例，三大礦山開采噸價成本為30美元左右，但中國進口時最高點噸價能飆至200美元，量化寬松在其中起到了放大金融屬性的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說，這可能引起大量短期投機性資金流動，造成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快速升值，“面對國際貨幣非常寬松的狀況，人民幣應該會繼續升值”。
企業難承升值之壓
面對繼續升值的人民幣，外貿企業叫苦不迭。
最近，日本央行也采取貨幣量化寬松，日元大幅貶值。與日本服務貿易依存度較高的中國服務外包企業叫苦連天，日元貶值使得他們損失得連利潤都快保不住了。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控股集團董事長朱國平對國際商報記者說：“人民幣升值對企業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我們的底線是‘6’（人民幣匯率），低于6的話我們就生存不下去了。”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人民幣匯率是6.23，企業毛利10%，凈利潤為4%~5%，如果人民幣匯率破6就基本沒有利潤了。“從發貨到收款是90天，這90天匯率極不穩定。我們希望人民幣匯率不要再升了。”朱國平說。
全國人大代表、江門金羚集團公司董事長潘皓炫也對國際商報記者說，匯率變動對企業影響非常大，現在承受的壓力很大，企業現在很苦。
“以去年為例，我們出口的產品有一些用歐元結算。從出貨到收到錢有一個周期，一般是45天，而歐元最大波動幅度超過10%。”潘皓炫不是沒有想到鎖定匯率的方法，“鎖定匯率也有風險，匯率有上行也有下行，要是鎖錯了方向，會遭遇損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溢達集團董事長楊敏德對國際商報記者表示，匯率變動還可以用遠期結匯的方式規避風險，但量化寬松帶來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卻是最令她擔心的。
對于紡織企業來說，用工成本是個大支出。面對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形勢，“今年人工成本肯定會再漲10%”，楊敏德說，高出的成本一定要支付。
對此，潘皓炫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夠體諒企業的難處，盡可能減輕企業負擔：“國家能否好好研究金融產品改革，解決實體經濟融資的問題。現在國內銀行只接受抵押貸款的形式，但國外可以信用貸款，比如說經營者本身信用不錯，這么多年一直守法經營，而且經營狀況不錯，那么銀行就可以給予企業一定評估風險項下的免抵押額度，讓企業借錢，這樣企業的經營規模就可以擴大。但中國的銀行因擔心風險防控問題不愿意這么做。” （國際商報：周洲 滕飛）
